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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場薪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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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九晚無"職場加班潛規則 時間:2007/3/13 閱讀:211 次
      抱怨迭迭,投訴罕見

        這幾年來,“英年早逝”的事件在各地屢有發生,清華大學36歲的教師焦連偉、戴爾公司中國總部員工鄭杰等人的死亡,讓“過勞死”這個名詞迅速傳播。

        就在悲劇頻頻上演的時候,上海一項最新調查數據,探照出了上海職場上一顆讓人心憂的“地雷”。全球著名人力資源公司翰德國際顧問有限公司在二季度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盡管《勞動法》明確規定“勞動者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8小時,平均每周工作時間不超過44小時”,但上海目前仍有42%的員工每周工作時間超過50小時,超時工作人數已經超過香港地區。無獨有偶,上海社會科學院在同一天公布的“上海市員工工作倦怠現狀”調查顯示,40%的被調查員工對工作表示倦怠。

        “朝九晚五,成了朝九晚‘無’。華燈初上,別人下班了,我們的工作日卻才過去了一半!”在浦東某外資企業上班剛一年多的黃某近日投書上海媒體,傾訴加班族的苦衷。

        在一家國際名牌服裝公司工作的白領Jini說:“公司許多年輕女子,結了婚的不敢生孩子,沒結婚的連談戀愛的時間也沒有。”每到下班,Jini習慣性地環視一下主管和同事,看到大家都在“忘我工作”,也只能繼續埋頭。

        “上海市員工工作倦怠現狀”調查表明,近年來,以企業白領為代表的越來越多的上班族,開始出現焦慮、失眠、記憶力衰退等癥狀。他們雖然拿著較為豐厚的報酬,但是卻為“上班”付出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身體健康被嚴重透支。

        令人不解的是,盡管許多人在私下對超時工作抱怨不迭,但向勞動監察部門反映此類問題的人卻寥寥 無幾。記者從上海市“12333”勞動維權熱線獲悉,在每天多達百余件的勞動維權電話投訴中,勞動者反映欠薪、欠保、欠加班費、合同等方面的問題占了絕大多數,而對加班時間超出法律規定的問題,一連幾個月里幾乎沒有一件。偶爾的一兩次投訴,也大多出現在規模較小的企業,且往往是在員工準備離開單位或已經離開單位后才會發生。至于在一些知名外企,即便是“白領圈”中眾所周知的“加班族聚集地”,也乏人有勇氣反映這個問題。

        加班,需要理由嗎?

        小伍在一家知名的會計師事務所工作了近兩年,他告訴記者:“今年前五個月,我每月最多只有一星期的時間能回家吃晚飯,其他時候都是在公司加班,每個星期也只能休息半天。”小伍無奈地說,包括這家事務所在內的四家國際知名會計師事務所,被同在白領圈中的人形容為“玩命的四大”。

        在一家投資公司做項目咨詢的倪小姐說:“我們在公司除了要加班,還要頻繁出差。到一個地方熬上幾夜,又馬不停蹄地趕往另外的地方。在公司,這種事情是容不得你討價還價的。”

        華為公司的“床墊文化”近來被媒體頻頻引用。據稱,華為在初創之時,幾乎每個開發人員都有一張床墊,卷放在鐵柜底層、辦公桌下面。午休時,席地而臥;晚上加班,就靠這張床墊,累了睡,醒了爬起來再干。公司方面認為,“床墊文化”是華為精神的一個象征,意味著華為人努力把智力發揮到最大值。“床墊文化”伴隨著華為從1988年成立一直到現在。

        對于胡新宇之死,華為公司新聞發言人傅軍直言不諱地說,根據醫院檢查情況來看,長期超負荷工作造成胡新宇過度勞累,導致免疫力下降,這可能是他死亡的誘因。但他同時指出,存在這種“搏命加班”情況的不止華為一家,“在IT企業是司空見慣的”。

        “白領入門的第一課,就是學加班。”去年10月與一家公關公司達成就業意向、開始實習的大學生小舒說,她在最近的8個月時間里,有近五分之四的工作日在加班,平均每天工作約12個小時。“昨天剛出差回來,一下火車就趕回公司加班。忙的時候根本別想休息,連熬幾個通宵很平常。”

        做了8年廣告公司策劃的林小姐說:“干我們這行,加班是家常便飯。一天工作十二、三個小時算少的,經常連續熬幾個通宵。哪怕是凌晨離開公司,上午也要準時出現在辦公室。但叫苦也是徒勞,就算我跳槽,哪個公司是不需要加班的呢?借用一句廣告語,如今的加班,還需要理由嗎?”

        最近,國內一家門戶網站針對胡新宇事件進行網上調查。對于“你所在單位經常加班嗎?”這個問題,近7000名被調查者中,64%選擇“經常加班”,27%選擇“偶爾加班”。從每次加班時間來看,2小時以上的多達78%,而超時加班能獲得補貼的員工只占17%。 

        蒼白的面龐,無聲的嘆息

        某招聘網站近日在全國范圍開展調查,結果顯示:六成上班族由于頻繁加班而身體每況愈下;面對企業的晉升和淘汰機制,他們常常無奈地“自愿加班”。

        記者調查表明,員工之所以“搏命加班”,主要是出于三種擔憂:一是怕丟飯碗,二

        是怕在與同事的競爭中處于下風,三是怕會影響自己的事業發展。

        即將投身“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工作的復旦大學應屆畢業生小欣說,如今的就業形勢很不樂觀,為了找到這份讓許多人艷羨的工作,自己已經拼掉了半條命,工作后如果連加班都不樂意,萬一被開除怎么辦?在廣告公司上班的張小姐說:“廣告公司從設計到制作,每個環節的員工幾乎都要加班,由于行業競爭激烈,如果不按時完成客戶的要求,很有可能就要丟飯碗。”張某是一家房地產代理公司的置業顧問,公司實施末位淘汰制度,為了不被淘汰,他已經很久沒能過上雙休日了。

        招聘網站的一項調查表明,在“自愿加班”的員工中,有近半數是出于與同事競爭而被迫“趕鴨子上架”,或者希望通過加班來博得老板的賞識。在一家貿易公司上班的劉小姐說,自己下班后經常得陪客戶參觀工廠,否則到手的業務就可能被別人搶走。在長樂路某知名咨詢公司上班的施先生說:“其實同事們誰也不想主動加班,很多時候是為了在老板面前表現一下,以得到更多機會。何況看到同事們加班,誰也不想落在后面。”

        在一家著名跨國公司任銷售經理的毛先生說,在這樣知名的大公司里,個個都是“人中之精”,一個比一個優秀,要想不落后,就必須把加班當作工作的一部分,“盡快習慣了就好”。在上海恒隆廣場上班的秦小姐對此完全認同,“想要升遷,怎么能不加班呢?”

        前不久,上海浦東新區總工會對陸家嘴、張江、外高橋等開發區“白領”群體的生活狀況進行了全面、細致的調查,結果顯示,具有較高職業聲望和社會地位的“白領”階層,有著難以排遣的職業壓力和生活壓力:一方面,為了爭奪市場和立足市場,多數企業把業務指標擺在重要地位,“指標”成為很多員工心頭的大石;另一方面,包括住房在內的生活成本過高,使得他們不愿放棄一切可以增收、晉升的機會,于是,一頭扎進了加班的“泥潭”。

        可怕的“加班文化”,誰來制約?

        華為研發部一位員工透露,華為把員工的加班算作績效考核的一部分,整個公司的文化就是“鼓勵加班”。在不少部門里,加班是個人績效考核的一部分,不懂得“鞠躬盡瘁”就無法“出人頭地”。許多同事認為,“為了獲得好的績效考評”,正是胡新宇長期超負荷加班的誘因。

        有網友評論說,還不單是華為有這種“狼性”,其實很多企業、尤其是跨國公司,都有這種“狼性”。其中,除了有其某種合理的成分之外,更多的是對人性的不尊重。

        “朝九晚無”,為何成了見怪不怪的常態?有專家一針見血地指出,上有“嚴苛”的企業制度高懸,身邊有“先進”的工作榜樣,其余人等為了保住珍貴的職位,不得不忍耐超時加班之苦;而來自家庭、社會輿論的對于過度工作的褒揚所形成的氛圍,已經使得過度工作、超時加班成為難以逆轉的潛規則。

        這種潛規則,促成過度加班的氛圍在全社會漸漸彌漫,成為一種可怕的“加班文化”。

        考問這種“加班文化”,人們發現,其根源在于兩大缺失:

        一是觀念方面的缺失。一位IT人士說,國內IT行業被列為“過勞死”的高發區,員工的加班已成為常態;但同樣在歐美IT企業工作的朋友,卻常常被通知甚至強制休假。“難道生命的價值有國別之分嗎?這里就有一個觀念的問題。”他還認為,社會的發展歸根結底是要追求人的發展,基于此,“以人為本”就必須成為這一發展的前提。不顧惜生命價值,將生命作為可犧牲成本的工作模式不應成為宣揚的對象,我們期待“人”的觀念真正在全社會彰顯,這不僅事關避免“過勞死”,更關乎社會與人的和諧、健康發展。

        二是制度保障的缺失。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顧峻認為,企業處于強勢,員工處于弱勢,在雙方的博弈中,員工既缺乏必要的自我保護手段,更缺乏真正有效的維權機構。在制衡機制缺失的情況下,勞動者的維權很難得到徹底解決。

        問題在于,記者從勞動部門獲悉,在我國目前的勞動保障范疇內,尚不存在“過勞死”的概念,“過勞死”無法取得相應的賠償。而對于更多的“過勞而不死”的超時加班一族來說,目前的法律更是“愛莫能助”。《勞動法》雖然規定了每周五天和每天8小時工作制,但對于限制超時加班問題,缺乏可操作性的具體條文。這應該引起相關勞動保障部門足夠的重視,從以人為本的角度研究出臺相應政策予以預防和杜絕。

      作者: 來源:匯博人才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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